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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博士學位案評析
                              來源:  作者:

                              「基本案情」

                                劉燕文系北京大學92級無線電電子學系電子、離子與真空物理專業博士研究生。1994年4月27日,劉燕文通過北京大學安排的筆試考試,并于當年5月10日通過了博士研究生綜合考試,成績為良。之后,劉燕文進入博士論文答辯準備階段。1995年12月22日,劉燕文提出答辯申請,將其博士論文《超短脈沖激光驅動的大電流密度的光電陰極的研究》提交學校,由學校有關部門安排、聘請本學科專家對該論文進行評閱和同行評議。其中,同行評議人認為論文達到博士論文水平,同意答辯;評閱人意見為“同意安排博士答辯”。1996年北京大學論文學術評議、同行評議匯總意見為“達到博士論文水平,可以進行論文答辯。”1996年1月10日,劉燕文所在系論文答辯委員會召開答辯會,劉燕文經過答辯,以全票7票通過了答辯。系論文答辯委員會作出決議“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建議劉燕文對論文作畢業的修訂。”1996年1月19日,劉燕文所在系學位評定委員會討論博士學位,應到委員13人,實到委員13人,同意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者12人,不同意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者1人,表決結果為:建議授予博士學位。1996年1月24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召開第41次含義,應到委員21人,實到委員16人,同意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者6人,不同意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者7人,3人棄權,該次會議將3票棄權票計算在反對票中,其表決結果為:校學位評定委員會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之后,北京大學據前一個表決結果頒發給劉燕文博士研究生結業證書,而不是博士研究生畢業證書。

                                劉燕文于1999年9月24日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不批準授予其博士學位為由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訴訟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為被告;同日,其又以北京大學拒絕頒發博士研究生畢業證書為由向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訴訟以北京大學為被告:5砬人民法院經過審理,于1999年12月17日以(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對第一個行政訴訟案件作出判決:(1)撤銷被告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1996年1月24日作出的不授予原告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2)責令被告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于判決生效后3個月內對是否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議審查后重新作出決定。同日,以(1999)海行初字第104號行政判決書對第二個行政訴訟案件作出判決:(1)撤銷被告北京大學1996年1月為原告劉燕文頒發的(96)研結證字第001號博士研究生結業證書;(2)責令北京大學在判決生效后兩個月內向劉燕文頒發博士研究生畢業證書。[2]

                                因篇幅所限,筆者僅對海淀區人民法院(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及本案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進行評析。[3]

                                「評析」

                                一、被告資格

                                劉燕文因未獲得博士學位證書而提起的訴訟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為被告。[4]由此,引出兩個問題:

                               。ㄒ唬└叩妊校作為事業單位能否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關于這一問題,在訴訟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均未提出異議。但在訴訟外,社會上關于這一問題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認識。一般認為,行政訴訟被稱之為“民告官”的訴訟,因此,其被告只能為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而不可能是其他的國家機關或者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30條規定:“高等學校自批準設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資格。高等學校的校長為高等學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學校的性質為事業法人。同時,根據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就此出發,高等學校的確因不是行政機關而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在一般情況下,高等學校所進行的行為,其性質是事業單位對內部進行自主管理的行為,屬于事業單位的自律權的范疇,而不屬于行政管理權的范疇。因此而引起的糾紛能否提起訴訟,應視具體情況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可以提起訴訟,該訴訟的性質也非行政訴訟。

                                但是,在特殊情況下,法律、法規也可以授權行政機關以外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那么,在法律、法規授權范圍內,該組織的性質為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職權的組織,而不是本來的性質,其身份為行政主體,其行為的性質為行政行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因行使法律、法規授予的行政職權而與相對人發生的糾紛為行政糾紛,因此而形成的訴訟為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4款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高等學校作為事業單位,其因具有管理公共事務的職能,具備被法律、法規授權的條件,在被法律、法規授權的情況下,其即為行政主體,因行使行政職權而發生的訴訟,為行政訴訟。可見,高等學校在行使法律、法規所授職權時,也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具備行政訴訟的被告資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以下簡稱學位條例)第7條規定:“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學位授予工作。學位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和委員若干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和委員由國務院任免。”同時,學位條例第8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涂蒲а芯炕構授予。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涂蒲а芯炕構(以下簡稱學位授予單位)及其可以授予學位的學科名單,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經國務院批準公布。”因此,高等學校根據學位條例規定的條件,對學位申請人進行審查并對合格者頒發學位證書,包括學士學位證書、碩士學位證書和博士學位證書,并不是高等學校根據其自身性質所具有的權力,而是學位條例授權國務院,由國務院再根據對各高等學:涂蒲а芯炕構進行審查而授予的權力。因此,高等學校對學位申請人授予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是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使的行政職權。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高等學校因行使這一權力而引起的訴訟為行政訴訟,其具有行政訴訟的被告資格。

                                當然,由于目前的法律、法規的規定并不很規范,高等學校所進行的哪些行為是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進行的行政行為,哪些行為又是根據其自身性質所進行的自律行為,還無法作一個準確的界定。在此情況下,從尊重和維護高等學校的教育自主權出發,筆者認為,只有在法律、法規有明確授權的情形下,才能認定該行為屬于行政行為。

                               。ǘ)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是否具有行政訴訟被告資格?

                                關于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是否具有本案行政訴訟的被告問題,雙方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均未提出這一問題,即對此問題沒有異議。但是,海淀區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對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具有被告資格問題作出了說明:“北京大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九條的規定,設立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十條第二款的規定,依法行使對論文答辯委員會報請授予博士學位的決議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權,這一權力專由該學位評定委員會享有,故該學位評定委員會是法律授權的組織,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具有行政訴訟的被告主體資格。”[5]筆者認為,本案不應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為被告,而應以北京大學為被告:5砬人民法院應以被告不適格為由,裁定不予受理。

                                教育法第22條第2款規定:“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關于學位授予的主體,學位條例的多個條文作了明確的規定。學位條例第8條規定,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涂蒲а芯炕構授予”;第11條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在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授予學位的決議后,發給學位獲得者相應的學位證書”;第12條規定:“非學位授予單位應屆畢業的研究生,由原單位推薦,可以就近向學位授予單位申請學位。經學位授予單位審查同意,通過論文答辯,達到本條例規定的學術水平者,授予相應的學位”;第13條規定:“對于在科學或者專門技術上有重要的著作、發明、發現或發展者,經有關專家推薦,學位授予單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試,直接參加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對于通過論文答辯者,授予博士學位”;第17條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對于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復議,可以撤銷”;第18條規定:“國務院對于已經批準授予學位的單位,在確認其不能保證所授學位的水平時,可以停止或撤銷其授予學位的資格。”此外,第14條、第15條、第16條所出現的均是“學位授予單位”的字樣。高等教育法第22條第2款規定:“公民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學,其學業水平達到國家規定的學位標準,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申請授予相應的學位。”可見,根據教育法、學位條例及高等教育法的規定,學位授予的主體是學位授予單位,而學位授予單位是指“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涂蒲а芯炕構”(學位條例第8條第2款)。

                                那么,學位授予單位與學位評定委員會之間是一種關系呢?學位條例第9條對此作了明確的規定:“學位授予單位,應當設立學位評定委員會,并組織有關學科的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由學位授予單位提出,報主管部門批準。”學位評定委員會負責對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報請授予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的決議,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再由學位授予單位根據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發給學位獲得者相應的學位證書。[6]可見,學位評定委員會是學位授予單位設立的負責確認和批準學位申請人是否具有相應學位水平的內部機構,其與論文答辯委員會相比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不是法律上獨立的授予學位的主體。[7]

                                二、受教育權的法律救濟

                                因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關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部分,對公民受教育權受到侵犯時能否提起行政訴訟,即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問題,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本案引起爭論的第二個法律問題是,學生對學校不授予學位的決定不服所提起的訴訟是否屬于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11條是具體規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其中在規定行政訴訟所保護的權利范圍時,只出現了“人身權”、“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三種權利的名稱,而沒有明確出現“受教育權”的概念,這是引起學界對該問題進行爭議的起因。[8]

                                通說認為,某一個案件要為人民法院作為行政案件而受理,取決于三個要素:(1)具體行政行為(法律明確排除者外);(2)因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性而發生的爭議(行政處罰顯失公正除外);(3)被侵犯的權利為“人身權”、“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如果三個條件同時具備,人民法院即予以受理。否則,就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9]

                                筆者認為,學位申請人對學位授予單位不授予學位的決定不服所提起的訴訟為行政訴訟案件,應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其理由如下:

                                第一,學位證書屬于許可證的范疇。行政許可制度是國家為建立經濟秩序、社會秩序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和管理方法。法律根據具體情況規定了某些條件,申請人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夠向行政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符合條件,行政管理機關通過頒發某種證照的方式而賦予申請人某種權利、權能或者資格。換言之,申請人由某種證照而獲得了一定的權利、權能,或者某種資格被予以確認、確定。就其內容而論,可以分為權利許可和資格許可。行政許可的外在形式多稱為“許可證”或者“執照”。但也有其他的名稱,如“護照”、“產權證”、“軍烈屬優待證”、“教師證”等等。

                                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4項規定,當事人“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如何理解這一規定中的“許可證”、“執照”,是本案是否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關鍵所在。即行政機關對字面上有“許可證”、“執照”的證照,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當事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還是只要是屬于行政許可范圍的證照,不論字面上是否有“許可證”、“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當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的這一規定中,沒有“等”字,是有些學者認為本案不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一個重要原因。行政訴訟法之所以沒有在“許可證”、“執照”后加“等”,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行政訴訟法起草者當時的認識能力。行政復議條例關于這一問題的規定,與行政訴訟法完全相同。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9年制定的行政復議法關于這一問題的規定的行文,就與行政訴訟法有很大的不同,表現出了起草者在新的情況下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行政復議法第6條第8項規定,當事人“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或者申請行政機關審批、登記有關事項,行政機關沒有依法辦理的”,屬于行政復議的范圍。

                                可見,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4項的規定,包括了學位證書。學位證書在性質上屬于許可證的范疇,從行政許可的內容上看,其屬于一種資格許可。

                                第二,受教育權在行政訴訟的保護范圍之內。其一,如前所述,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4項中的“許可證”、“執照”,不僅限于字面上有“許可證”、“執照”的證照,還包括字面上沒有“許可證”、“執照”的證照,那么,行政機關拒絕頒發證書或者對申請不予答復,也就不僅可能侵犯“人身權”、“財產權”,也可能侵犯其他權益。因行政機關或者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不批準頒發學位證書,所侵犯的即是公民的受教育權,而不是“人身權”、“財產權”。其二,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2款規定:“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8項規定,當事人“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均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從該項的規定可以看出,行政機關或者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作出的一切具體行政行為,只要是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人身權、財產權,均在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其與第11條第2款規定的區別在于,第2款的用意是,行政機關或者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除人身權、財產權、經營自主權外的其他權益,原則上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但是,如果單行法律、法規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人民法院也必須受理。根據教育法第42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權利:“(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此處的“等”應屬于等外等,即在學校侵犯了受教育者受法律所保護的人身權、財產權及其他合法權益時,受教育者有權根據法律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其中包括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權受到學校的侵犯時,受教育者有權提起行政訴訟。

                                結合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2款和教育法第42條的規定,當事人如果認為教育部門的行為侵犯了其受教育權,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第三,公民權利保障的發展趨勢。1989年全國人大制定的行政訴訟法和1990年國務院制定的行政復議條例,都沒有明確地將受教育權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和行政復議的受理范圍。1999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行政復議法第6條第9項規定:“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受教育權利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沒有依法履行的”,屬于行政復議的受理范圍。因此,行政復議法明確地將受教育權納入了行政復議的范圍,表現了公民權利保障的發展趨勢。

                                三、本案的訴訟時效

                                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于1996年1月24日召開第41次會議,作出決定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在本案中,劉燕文于1999年9月24日向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從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決定到劉燕文向海淀區人民法院起訴,期間經過了3年另8個月。而行政訴訟法第39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在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3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樣,也就引出了本案是否超過訴訟時效的問題。

                                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在發表辯論意見時,即提出:“原告提起訴訟超過法定期間,法院不應受理,應當裁定駁回起訴。”而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作出不批準決定后,劉燕文曾向其反映不同意見,被告提出讓劉燕文等候,但直到劉燕文向本院起訴時止,被告一直未向劉燕文作出明確的答復,故原告劉燕文的起訴未超出法定的訴訟時效。[10]

                                原告在陳述中說到,在知道學位評定委員會未批準授予其博士學位后,曾經向北京大學多次詢問,北京大學給予的答復是無可奉告。其向校長反映,得到的答復是“研究一下”,但此后再無下文。為此其也曾向國家教委學位辦公室反映,學位辦說已責成北大給予答復,然而其一直未得到消息。其曾經于1997年向法院起訴,未被受理。[11]

                                根據原告的上述陳述,筆者認為,原告的起訴是否超過訴訟時效,需要考察兩個方面的問題。

                               。ㄒ唬1997年原告起訴時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原告于1997年向法院起訴,但于1997年幾月幾日向法院起訴,法院不予受理是否作出了裁定。判決書中交代不很明確。但對于原告于1997年的起訴,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1997年的起訴是否超過訴訟時效?在本案中,可以認定,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沒有告知劉燕文訴權,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5月29日通過的《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35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告知當事人的訴權或者起訴期限,致使當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其起訴期限從當事人實際知道訴權或者起訴期限時計算,但逾期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一年。”那么,劉燕文是什么時候實際知道訴權或者起訴期限的呢?被告和原告都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進而一個問題是,劉燕文是什么時候實際知道具體行政行為的?在訴訟過程中,被告認為原告已于1996年1月得知了被告不為其頒發博士畢業證、向其頒發研究生結業證的事實;而原告認為,結業證的實際送達時間應在1996年春節前后,而不是結業證上的落款日期。[12]1996年1月24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舉行會議,作出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可以推斷,該學期末劉燕文在辦理離校手續時,實際已經知道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按照原告自己的說法,應當于1996年2月底即春節前后,實際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那么,假定劉燕文一直不知道訴權或者起訴期限,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逾期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即從劉燕文實際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一年內應當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劉燕文最晚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時間應當是1997年2月底。1997年2月底以后,向人民法院再提起訴訟,即超過了訴訟時效。

                               。、1997年法院不予受理是否作出了裁定?假定海淀區人民法院對劉燕文1997年的起訴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不論當時不予受理的原因是什么,筆者認為,就本案而言,也就不存在訴訟時效問題。因為在1997年劉燕文向法院起訴,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時,訴訟時效即已中斷。其應當按照法律程序,對海淀區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如果劉燕文當時對海淀區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沒有提出上訴,則意味著該裁定已經生效。劉燕文在該裁定生效后,再表示不服,只能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向海淀區人民法院、海淀區人民法院的上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提出申訴。根據“一事不再理”的原則,在法院對該事項作出的不予受理的裁定被撤銷之前,法院不得就同一事項再次受理。這里涉及法院裁決的既判力問題。因此,如果海淀區人民法院曾經就此爭議事項作出過不予受理的裁定,本案就不存在訴訟時效問題,而存在的是海淀區人民法院違法受理問題。

                               。ǘ)1997年原告起訴時法院沒有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假定劉燕文于1997年向法院并不是正式起訴,或者法院沒有作出書面的不予受理的裁定而僅僅是口頭作出答復,那么,本案即存在是否超過訴訟時效的問題。

                                如前所述,從1996年2月底劉燕文實際知道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不批準授予其博士學位的決定時起算,其訴訟時效的最后期限應為1997年2月底。在本案中,原告于1999年9月24日向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與1997年2月底起訴的最后期限相距2年7個月。原告認為,其在得知學位評定委員會未批準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以后至此次起訴前,曾向北京大學多次詢問,向校長反映,校長答復“研究一下”,后又向國家教委學位辦公室反映,學位辦責成北大給予答復,因此,其此次起訴并未超過訴訟時效:5砬人民法院認為,劉燕文此次起訴沒有超過訴訟時效的理由是,劉燕文向被告反映不同意見,被告提出讓劉燕文等候答復,但直到劉燕文此次向法院起訴時止,被告一直未作出答復。換言之,原告和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沒有超過訴訟時效的主要理由是,因被告答應進行研究,并一直處于研究狀態,使得本案的訴訟時效處于延續狀態;只要被告沒有作出答復,則訴訟時效就一直處于延續狀態。

                                在法治原則下,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的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法律應當為其設定相應的救濟途徑。否則,由法律賦予其的權利就成為一種虛假的許諾。在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不利于劉燕文的決定時,法律有無為其提供必要和有效的救濟途徑呢?1989年由全國人大制定了行政訴訟法,確立了行政訴訟制度,1990年由國務院制定了行政復議條例,確立了行政復議制度。[13]根據行政復議條例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劉燕文對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不服,既可以先向其主管行政機關即國家教育委員會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仍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原告向被告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后,被告答復“研究一下”,原告的行為在法律上僅僅為申訴,而法律對于受理申訴的機關或者部門的答復期限作出規定;原告向國家教育委員會學位辦公室反映,也不是按照行政復議程序所進行的正式的申請復議;國家教育委員會學位辦公室說責成被告給予答復,也不是作出復議決定,而屬于申訴范疇的決定,況且,國家教育委員會學位辦公室是否責成被告作出答復或者是否書面決定責成被告作出答復,因各方均無書面證據證明,無法認定。總之,原告向被告反映、原告向國家教育委員會學位辦公室反映,均屬于申訴,目前我國尚無法律或者法規規定,當事人申訴,被申訴者不作答復,訴訟時效將處于延續狀態。

                                行政復議條例對申請復議的時效作了明確規定,即在法律、法規沒有另行規定的情況下,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實際知道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15日內,向法定的行政復議機關申請復議;復議機關必須在兩個月內作出復議決定。同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復議機關逾期不作復議決定,視為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當事人不服,以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機關或者組織為被告,向法院起訴。[14]

                                總而言之,當事人向有關機關申訴、根據行政復議條例的規定向復議機關申請復議或者向法院起訴,受理申訴的機關、受理復議的機關、受理起訴的機關沒有作出答復,都不能導致訴訟時效的延續。

                                此外,本案是否屬于因特殊情況而耽誤當事人在法定起訴期限內行使訴權呢?行政訴訟法第40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況耽誤法定期限的,在障礙消除后的10日內,可以申請延長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行政訴訟法這一規定的基本精神是,為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在有足以阻礙或者妨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法定的期限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原因時,在人民法院審查并批準的前提下,允許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訴。筆者認為,本案不屬于此種情況:(1)原告向被告反映或者向被告的主管機關反映,被告并沒有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妨礙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被告答應“研究一下”,并不構成行政訴訟法規定的“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況”。(2)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在確實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況”下,原告在起訴時,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延長起訴期限的申請,人民法院經過審查,認為情況屬實,作出準予延長起訴期限的裁定。本案中,劉燕文沒有向法院提出延長起訴期限的申請,海淀區人民法院也未作出準予延長起訴期限的裁定。(3)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原告在提出延長起訴期限的申請時,應當提供兩個方面的證據:一是存在導致其無法在法定訴訟時效內起訴的“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況”;二是“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況”消除的時間。本案中,劉燕文也沒有向法院提供這兩方面的證據。

                                筆者認為,劉燕文于1999年9月24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海淀區人民法院應以超過法定的訴訟時效為由而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四、本案的審查內容

                                本案主要涉及三項內容:

                               。ㄒ唬┭位授予體制是否合理?

                                在本案中,劉燕文沒有得到博士學位非常令人同情:(1)由本學科專家組成的同行評議人認為論文達到了博士論文水平;(2)由本學科專家擔任的評閱人的意見是“同意安排博士論文答辯”;(3)由本學科專家并按照答辯要求組成的7人答辯委員會經過答辯程序,一致通過答辯;(4)由學科專家組成的劉燕文所在系學位評定委員會13人中有12人認為,論文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建議授予其博士學位;(5)但是,由非本學科專家即“門外漢”組成的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卻認為其論文沒有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決定不授予其博士學位。換言之,這些“門外漢”連劉燕文的博士學位論文都看不懂,卻認定其博士學位論文沒有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劉燕文豈不冤哉?由此,原告的代理人在訴訟中提出,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委員來自全校各院系的專家,在北京大學這樣的綜合性大學里,則是文理科學者兼而有之。那些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無疑是本領域內具有很深學術造詣的權威。但是,當他們越出自己的知識領域,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時,這些專家實際上成了“門外漢”。但是,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作出是否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前,不僅僅進行形式審查,而且進行實質審查,這就意味著他們必須就每一篇博士論文是否達到應有的水準作出判斷。[15]質言之,他們有資格有能力作出準確的判斷嗎?

                               。保梗福澳曖扇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所確定的學位授予體制基本分為四個階段:(1)導師推薦;(2)同行評議或者評閱;(3)答辯委員會進行答辯,作出決議;(4)學位評定委員會進行批準。前一個階段沒有通過,即無法進入下一個階段。論文答辯委員會如果認為論文沒有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則無法進入校學位評定委員會批準階段;論文答辯委員會如果認為論文已經達到了博士學位論文水平,則作出決議:建議學位評定委員會授予博士學位。可見,學位條例確定的學位授予體制的核心是,論文答辯委員會只有建議權,而沒有決定權,是否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權屬于由“門外漢”或者大多數“門外漢”組成的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學位條例確定的這一學位授予體制是否合理?

                                那么,法院在審理過程中,能否對這一學位授予體制的合理性進行審查呢?換言之,這一學位授予體制的合理性是否屬于法院的審查對象?如前所述,這一學位授予體制是由學位條例確定的,而學位條例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因此,我國之所以要確定這一學位授予體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判斷的結果。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學位條例確定的學位授予體制是否違反憲法賦予公民的受教育權,根據憲法的規定,其判斷的權力由全國人大行使。在我國,法院無權判斷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是否與憲法相抵觸,即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可見,學位授予體制是否合理不是本案的審查對象。[16]

                               。ǘ)劉燕文的論文是否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

                                劉燕文在起訴狀中,請求法院直接判決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頒發給他博士學位證書,后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經過代理人的提議,改為請求判決撤銷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關于不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對他的申請重新進行審議并作出決定。[17]如果前一個訴訟請求成立,即意味著法院有權判斷劉燕文的博士論文是否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正因為如此,許多學者反對法院受理此案,認為因此將會導致司法權干預學校的教育自主權。

                                某一篇論文是否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不是一個法律問題。因此,應當由學者來進行判斷,而不可能由法官通過司法程序從法律上進行判斷和認定。從學位條例規定的學位授予體制看,某一篇論文是否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首先由博士研究生的導師判斷,其次由同行專家判斷,再次由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專家通過審查論文和答辯過程判斷;最后由學位評定委員會判斷。所有這些程序和過程,都是由教育管理者來組織,由學術專家來作判斷和結論。可以認定,判斷某一篇論文是否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的權力,屬于學位條例授予學校的自由裁量權的范疇。一篇論文是否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不屬于合法性問題,而屬于學術認定和學術裁量問題。因此,也就不可能成為司法審查的對象。[18]

                               。ㄈ)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表決程序是否違法?

                                學位條例對學位評定委員會進行投票表決的程序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由此就產生一個問題:學位評定委員會得出論文是否達到博士學位論文水平的結論,以及這一結論是根據什么標準得出的,法院沒有審查權,但是,學位評定委員會是否按照學位條例規定的程序進行了投票表決?這一問題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

                                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的是否合法進行審查。”在本案中,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的投票表決程序,是否符合學位條例的規定,即是否合法,屬于法院的審查范圍。法院對這一問題的審查,具有法律上的明確標準,也不可能對學校的教育自主權構成侵犯。

                                在本案中,海淀區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的主文部分沒有對學位條例確定的學位授予體制是否合理及劉燕文的博士學位論文是否達到博士學位水平問題作出判斷,是非常正確的,保持了司法機關應有的性質和地位。但是,判決書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引述了原告及其代理人對前兩個問題的基本看法,法院在認定的事實方面,也認定了一些這方面的事實,使人們產生很大的誤解。筆者認為,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與法院的這種認定不無關系。

                                五、本案判決書的主文

                               。ǎ保梗梗梗┖P諧踝值冢保埃澈判姓判決書的主文有兩項內容:一是判決撤銷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1996年1月24日作出的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二是責令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于判決生效后3個月內對是否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議審查后重新作出決定。第二項內容是對第一項內容的補充。因此,該判決書主文的關鍵是第一項內容。筆者認為,該判決書主文的第一項內容是錯誤的。該判決書主文的第一項內容的依據有三,試對該三項依據分析如下:

                               。ㄒ唬┡芯鍪槿隙ū桓嫻謀砭齔絳蛭シ

                                關于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表決程序,學位條例作了比較簡單的規定。學位條例第10條第2款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負責對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報請授予碩士或者博士學位的決議,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決定以不記名投票方式,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學位條例規定了兩點內容:(1)學位評定委員會投票時采用無記名投票方式;(2)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以全體成員的過半數通過。學位條例對于學位評定委員會應當有多少委員出席會議方為有效,沒有作出規定。例如,是全體委員的過半數到會,會議有效,還是全體委員的2/3以上出席,會議有效?按照慣例,學位評定委員會全體委員的過半數到會,此次會議有效。[19]

                                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成員共21人,1996年1月24日的會議參加者為16人,5人缺席(其中三人出國,2人住院),已經超過了21人的半數,此次會議有效。對此雙方當事人均無爭議。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的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議是否達到了過半數?這里有兩個問題:

                               。、過半數是過什么半數?即是過全體委員的半數,還是過到會人員的半數?按照學位條例的規定,以及我國憲法和其他法律關于表決的規定,在沒有特殊規定的情況下,過半數均為過全體成員的半數,而不是過到會委員的半數。如憲法第64條第2款規定:“法律和其他議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通過法律和其他議案時,也必須以全體委員的過半數通過。1999年在通過公路法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一票之差未達到全體委員的過半數,公路法(草案)被否決。當然,在法律另有規定的情況下,可以特定的規定為準。如1986年選舉法在規定候選人當選的標準時明確規定,參加選舉的選民達到該選區全體選民的過半數,該次選舉有效;某代表候選人獲得參加選舉選民的過半數即為當選。學位條例已經明確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必須達到全體成員的過半數才能通過。因此,如果學位評定委員會僅僅以超過出席會議的成員的半數,而沒有超過全體成員的半數,所作出的決定是無效的:5砬人民法院的判決書認定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的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沒有超過全體委員的過半數,因此,該決定無效。

                                如前所述,學位評定委員會全體成員的過半數出席,會議有效;全體成員的過半數通過,決定有效。如果出席會議的成員為過半數,同時又要求贊成票必須過半數,在實際操作中,可能不利于學位申請人。因此,應當改為出席會議的成員占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二以上,會議有效;贊成票占全體成員的過半數,決定有效。[20]如果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由到會成員的過半數通過,則全體成員的過半數出席會議,會議有效,是完全能夠成立的。

                               。、超過全體成員的半數,是針對贊成票還是針對反對票而言的?也就是說,是同意給予學位的意見過半數,還是不同意給予學位的意見過半數?一般情況下,法律僅僅從某一個方面作出規定,而不可能從兩個方面同時作出規定,如前述的憲法中關于法律和其他議案通過的規定。而且,法律在規定時,一般又是從積極的意見方面進行規定。如要求同意者達到過半數,而不是要求不同意者達到過半數。即在同意者和不同意者都未達到過半數時,視為不同意,而并不是重新討論,再作出決議。

                                從學位條例第10條第2款的規定的表述看,其容易使人引起誤解。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決定以不記名投票方式,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即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決定的內容包括批準和不批準,學位評定委員會可以作出批準的決定,也可以作出不批準的決定:笠瘓浠壩炙:“決定以不記名投票方式,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既然決定包括批準決定和不批準決定,而決定都要以不記名投票方式,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那么,批準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要全體成員的過半數通過;不批準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也要以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共有21名成員,對劉燕文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建議表決結果是:7票反對,3票棄權,6票贊成。[21]反對票和贊成票都未達到全體委員的過半數:5砬人民法院認為,按照學位條例第10條第2款的規定,既然如此,既不能作出批準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也不能作出不批準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被告應當重新進行討論表決。筆者認為,這樣理解學位條例第10條第2款的規定是錯誤的:

                                第一,在我國憲法和其他法律上,在規定投票表決時,既對反對票,又對贊成票同時作出規定,要求或者反對票過半數,或者贊成票過半數,否則就不能得出結論,這種規定方法,沒有任何一例。

                                第二,投票表決的性質決定了只能統計贊成票,即贊成某項法律或者決議的意見是否過半數。投票是對某項提案進行肯定性表決,而不可能是對該提案進行否定性表決。例如,在西方議會內閣制國家,內閣由議會產生,對議會負責,受議會監督,議會如果對內閣不信任,內閣必須總辭職。在實踐中,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議會中的反對黨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交議會進行表決,如果贊成票獲得過半數,就表示議會對內閣不信任,內閣必須總辭職;如果贊成票不過半數,不論反對票是否過半數,則表示議會對內閣信任,內閣無須總辭職。二是內閣通常在作出某項重大決策之前,主動向議會提出信任案,由議會對該信任案進行表決,如果贊成票獲得過半數,即意味著議會對內閣表示信任;如果贊成票不過半數,不論反對票是否過半數,都意味著議會對內閣不信任,內閣必須總辭職。

                                就本案而言,實際上是一次投票得出兩種可能中的一個結果,即批準或者不批準。如果學位評定委員會進行投票表決的對象是論文答辯委員會同意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建議,如果贊成票超過全體委員的半數,則意味著學位評定委員會同意答辯委員會的建議,即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如果贊成票沒有超過全體委員的半數,則意味著學位評定委員會不同意答辯委員會的建議,即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通過了論文,并作出決議,認為劉燕文的博士學位論文已經達到博士學位水平,系學位評定委員會通過了審查,將論文提交到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那么,提交到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含義就是希望得到批準,而并不是要得到不批準的結果。因此,在贊成票沒有過半數的情況下,自然得出了“不批準”的結論,而不是不批準的決定也要求過半數。

                                第三,投票表決的性質也決定了不可能同時要求贊成票過半數或者反對票過半數。投票表決要求有一個最終的結論,如果要求或者贊成票必須過半數,或者反對票必須過半數,在兩者都不超過半數的情況下,所決定的事項必將處于不確定的狀態。本案中所涉及的是否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問題,如果按照海淀區人民法院的理解,贊成票必須過半數,反對票也必須過半數的話,由于兩者都不超過半數,就沒有一個確定的結論。如果下次討論仍然是贊成票不過半數,反對票也不過半數,那么,就仍然沒有一個確定的結論,需要繼續討論表決下去,直至贊成票一方過半數或者反對票一方過半數。應當說,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22]

                                第四,關于學位評定委員會出席會議人數的偶數問題。原告認為,按照合議制原則,學位評定委員會召開會議應當為單數,認為此次會議到會人數為16人不能開會。[23]這是不正確的。如前所述,會議是否合法的根據是到會人數是否已經達到全體成員的半數以上,而不是單數或者偶數的問題。如果委員屬于偶數就不能舉行會議,則或者必須是要求全體委員同時到會,或者安排單數委員到會。假如因某一個委員到會使參加會議的委員數成為偶數,按照原告的說法,就只能請他回去,雖然作為委員也不能參加會議。那么,法律上的根據是什么呢?[24]

                                原告顯然是認為,假如16人出席會議,在投票表決時,出現8票贊成8票反對的情況,無法得出結論。如前所述,學位條例明確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必須以全體成員的過半數通過。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全體成員為21人,16人出席會議,會議合法有效;如果出現8票贊成8票反對的情況,因贊成票為8票,不足全體成員的過半數,結論是不批準授予博士學位。在本案中,16人出席會議,6票贊成,7票反對,3票棄權,因贊成票不足全體成員21人的半數,故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決定是不批準授予博士學位。

                                第五,學位評定委員會投票表決時,是否允許有棄權票?學位條例沒有作出明確規定,既沒有規定可以有棄權票,也沒有規定不允許有棄權票。在投票表決時,明確規定可以有棄權票的法律,我國僅有一部,即選舉法,該法律第34條規定:“選舉人對于代表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選民,也可以棄權。”在實踐中,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在進行投票表決時也允許采用棄權票。棄權票、反對票及贊成票是三種獨立的表達意見的方式。即反對票與棄權票是兩種不同的表達意見的方式,兩者不能等同。棄權意味著既不反對,也不贊成。但從投票表決的意義上看,棄權票對于所要通過某一事項是不利的,而有利于反對者。也許是從這一角度出發,本案被告將棄權票計算為反對票。

                                原告的訴訟代理人在訴訟過程中提出,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在表決時“棄權”是否允許?雖然沒有相關的條文規定委員可以或者不可以投棄權票。但是否允許棄權是依表決(決定)事項的性質而定的,對于在民主選舉和議會表決中,由于決策的高度政治性和政策性,需要尊重參與者的自由選擇,通常情形下法律允許棄權。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委員們是被遴選出來以解決學位這一特定問題的,法律賦予了他們神圣的權利,同時也意味著加給他們不可轉讓、不可拋棄的重大職責。委員們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應由他們作出自由判斷,不應被質問和干預。但是,當他們投下棄權票時,他們不僅僅是放棄了權利,同時也懈怠了職責。[25]

                                在學位條例沒有規定可以有棄權票,也沒有規定不允許有棄權票的情況下,筆者非常贊同原告代理人的意見,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在進行投票時,不應當允許出現棄權票。主要理由是:(1)學位評定委員會成員均是專家,在對博士論文或者碩士論文進行評議以后,應當有自己的意見,而不可能沒有自己獨立的意見。(2)從其職責出發,最終也必須對正在審查的論文得出是否達到博士學位水平或者碩士學位水平的判斷。因此,只能是贊成或者反對,而不能是棄權。

                                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在此次投票中出現了棄權票,筆者認為,這是不符合學位條例規定的精神的。但是,原告代理人由此認為,此次表決結果失去了正當性、合法性。筆者認為,應視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如果棄權票的數量已足以影響投票表決結果,那么,表決結果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應當令人質疑;如果棄權票的數量不足以影響表決結果,那么,本著利益衡量原則,應當承認此次表決結果。例如,在本案中,贊成票為6票,反對票為7票,棄權票為3票,假如投棄權票者在不允許投棄權票的情況下,均投贊成票,其結果是:贊成票為9票,反對票為7票,贊成票仍未達到全體成員的過半數即11票。因此,本案中的棄權票問題對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投票表決結果的合法性沒有影響。假如在本案中,在贊成票不變的情況下,棄權票為5票或者5票以上,而投棄權票者在不允許投棄權票的情況下可能都改投贊成票,表決結果就可能是另一個相反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目前的表決結果的合法性就令人質疑。

                               。ǘ)認定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作出不批準決定之前沒有給予劉燕文陳述和申辯的機會

                                原告的代理人在訴訟中認為,如果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作出最終決定之前,給劉燕文一個在各位委員面前陳述和申辯的機會,也許結果可能完全不同。盡管沒有一條法律條文明確要求這樣做,但法律的正當程序要求這樣做,被告沒有履行這些程序原則,其所作的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不具有合法性,已構成濫用職權。[26]海淀區人民法院也認為,被告在作出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前,未聽取劉燕文的申辯意見,影響了原告合法權利的行使。[27]

                                從法理上說,在作出對當事人不利決定之前,作出決定的行政機關或者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應當告知當事人將要作出的決定的事實、理由和根據,以使當事人了解這一決定的內容,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允許當事人進行陳述和申辯,決定機關在聽取了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之后,再作出決定,既可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可以使決定的內容合法、合理。我國的一些單行法律中,對這一程序作出了規定,特別是1996年通過并實施的行政處罰法中,對行政處罰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聽取當事人陳述和申辯程序作了非常嚴格的規定。[28]行政機關根據一般程序作出處罰決定,如果沒有依據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其所作出的處罰決定不能成立。但是,筆者認為,在本案中,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作出不批準授予博士學位決定之前沒有聽取劉燕文的陳述和申辯,并不構成程序違法和濫用職權。

                               。、學位條例對聽取當事人陳述和申辯程序沒有作出規定和要求。我國目前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因此,對這一程序也就沒有統一的要求。行政處罰法中對這一程序作了嚴格的規定,那僅僅是在行政處罰機關實施行政處罰時,需要按照這一程序操作。可見,實定法上,就行政機關在對當事人作出不利決定前必須聽取其陳述和申辯,沒有提出統一的程序要求。

                               。、按照“正當法律程序”,行政機關在對當事人作出不利決定之前,應當將不利決定所依據的事實、理由和根據告知當事人,以使當事人了解。并在此基礎上,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但是,在我國目前法治狀態下,“正當法律程序”在程序法上的這一要求和表現、這一理念,是否在沒有實定法規定的前提下,行政機關以及社會全體成員都能夠自覺遵守?筆者認為,某一種理念能否被奉為一種行為規則,衡量的標準在于,這種理念是否為社會成員所認同,是否存乎社會成員的內心,并作為一種崇高的信仰和價值追求。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法院在沒有實定法規定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按照這一理念的要求進行審理并作出判斷。但是,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法院按照這一標準審理案件,在目前情況下,行政機關的絕大多數行為有被撤銷的可能。那么,社會公共利益如何得以保障?雖然法院在這一先進理念于我國的普及過程中,可以起到一定的推進作用,但是,如果速度過快,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學位評定委員會是一個合議制機構,在作出不批準決定之前,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是否可能呢?筆者認為,是不可能的。在投票表決之前,還并不知道最終結果,如何讓當事人進行陳述和申辯?在投票表決之后,如果是否定的表決結果,必須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之后,才能再次進行表決作出正式決定,那么,第一次投票表決的效力是什么?如果是肯定的表決結果,經過一次表決即產生最終的結果。否定的表決結果與肯定的表決結果,在效力上之所以存在這樣的不同,其法理上的根據是什么呢?同時,在否定的表決結果下,很難保證第一次參加投票表決的人員結構與第二次參加投票表決的人員結構完全相同。在行政處罰時,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通常是行政機關的主管負責人,他可以根據經過調查取證得到的證據和有關材料,作出初步判斷應當對當事人作出何種處罰、何種程度的處罰,然后,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再作出正式的行政處罰決定。因此,合議制機構與個人負責制的機構,在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方面應當是不同的。

                                實際上,目前需要完善的是,在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前,有關學位申請人的情況的全面的介紹,特別是論文水平的介紹和論文答辯情況的介紹。學位申請人的論文寫作和論文答辯的過程,就是學位申請人陳述和申辯的過程。

                               。ㄈ)認定在作出不批準決定之后沒有實際送達并告知當事人訴權

                                法院認為,被告在作出不批準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后,從充分保障學位申請者的合法權益原則出發,應將此決定向本人送達或者宣布。但是,未將決定向劉燕文實際送達,影響了劉燕文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或者提起訴訟的權利的行使,該決定應予撤銷。[29]

                               。、被告是否已經送達?在本案中,被告的送達顯然是不夠規范的:(1)從整個訴訟過程看,被告實際并沒有正式地形成《關于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決定》,而是有一個當時的討論表決結果記錄,這樣,也就實際無法將書面決定告知劉燕文。[30](2)在告知的方式上,由于只有表決結果記錄,只能采取口頭送達的方式。(3)送達的主體是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分會即系學位評定委員會,而不是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19條第4款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可以按學位的學科門類,設置若干分委員會,各由七至十五人組成,任期二至三年。分委員會主席必須由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擔任。分委員會協助學位評定委員會工作。”筆者認為,既然稱為分會,可以理解為是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一個組成部分,由其送達,也未嘗不可。同時,它的職責是協助學位評定委員會工作。當然,如果能夠以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名義直接送達劉燕文,在程序上就更為規范。

                                在本案中,被告發給劉燕文結業證書,沒有發給其畢業證書,同時,沒有發給劉燕文博士學位證書,實際上已經送達了不批準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

                               。、被告沒有告知原告訴權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被告沒有告知劉燕文訴權,這是事實。但是,沒有告知訴權的后果只能是影響當事人的訴訟時效,而并不構成影響該決定的合法性。

                              --------------------------------------------------------------------------------

                                [1] “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不批準授予博士學位案”是我國第一例因學位授予單位不授予博士學位而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在此之前,因學位授予單位不授予學士學位而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已有數起,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案件是“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由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于1998年作出原告勝訴的判決,后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ˉ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

                                [2] 據稱,在兩個行政訴訟的一審判決中獲敗訴的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及北京大學,在海淀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后,均于法定上訴時效內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訴。又據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作出了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裁定。在作者寫作此文時,海淀區人民法院還沒有作出新的判決,因為該訴訟的相關法律程序還遠遠沒有結束,其法律上的結果還不明朗。

                                [3] 海淀區人民法院對本案作出一審判決后,可能是因為以下三個因素,本案引起了法學界、教育界、司法界的極大反響,一時成為媒體追蹤和報道的熱點問題:(1)新中國第一起因博士學位授予而引發的行政訴訟案;(2)號稱中國第一高等學府的北京大學為本案的被告;(3)北京大學及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一審判決中敗訴。圍繞此案及海淀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法學界(主要是行政法學界)、教育界舉行了若干次大型的學術討論會。筆者有幸參加了由中國人民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五家單位組織的關于此案的學術討論會,本在會議上就此案及海淀區人民法院關于此案的一審判決所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會的組織下,并獲機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就此案舉辦了專題講座。本文即是筆者應《人大法律評論》編輯者之邀,對當時討論此案時自己所持的一些看法的一個整理。

                                [4]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1頁。

                                [5]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18頁。

                                [6] 關于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職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1981年5月20日國務院批轉)第18條規定,學位授予單位的學位評定委員會根據國務院批準的授予學位的權限,分別履行以下職責:(1)審查通過接受申請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的人員名單;(2)確定碩士學位的考試科目、門數和博士學位基礎理論課和專業課的考試范圍,審批主考人和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名單;(3)通過學士學位獲得者的名單;(4)作出授予碩士學位的決定;(5)審批申請博士學位人員免除部分或全部課程考試的名單;(6)作出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7)通過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的人員名單;(8)作出撤銷違反規定而授予學位的決定;(9)研究和處理授予學位的爭議和其他事項。

                                [7] 本案中,劉燕文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為被告提起訴訟,海淀區人民法院也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為被告作出判決,筆者以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實踐中,學位獲得者所持有的學位證書均是以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名義頒發的,而不是以學位授予單位的名義頒發的。但是,這是由于學位授予單位對學位條例關于學位評定委員會職能的錯誤理解所致,法院不應以此為據。

                                [8] 在討論中,一些學者認為,本案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同時,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上訴狀中,作為上訴理由之一,也認為該案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9] 姜明安主編:《行政法學》(修訂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271頁。

                                [10] 被告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的上訴理由之一為原告起訴超過法定的訴訟時效。

                                [11]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3頁。

                                [12]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4號行政判決書第12頁。

                                [13] 1999年4月29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并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14]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10日制定的新的司法解釋,對于復議機關逾期不作復議決定的起訴,規定:既可以將復議機關不作為視為維持原決定,而以原決定機關為被告向法院起訴;也可以復議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為由,以復議機關為被告向法院起訴。

                                [15]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7頁。

                                [16] 通過本案,有學者建議,在修改學位條例時,應將目前的學位授予體制改為,論文答辯委員會有決定權,學位評定委員會有審核權,學位評定委員會只具有形式上的審查權。筆者認為,在中國社會存在的特殊的人情氛圍中,這一體制能否把握學位質量,令人質疑。

                                [17]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5頁。

                                [18] 劉燕文請求法院直接判決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頒發給他博士學位證書,這一訴訟請求不屬于法院行政訴訟審查權范圍,海淀區人民法院應不予受理。關于原告在訴訟過程中能否變更訴訟請求的問題,行政訴訟法和最高法院原司法解釋沒有作出規定,現新的司法解釋不允許原告在訴訟過程中變更訴訟請求。

                                [19] 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第30條規定,表決議案由常務委員會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第4條規定,常務委員會必須有常務委員會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出席,才能舉行。我國1979年選舉法規定,在選民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選區全體選民的過半數參加投票,選舉有效;代表候選人獲得選區全體選民的過半數選票,始得當選。

                                [20] 全國人大議事規則第52條規定:“大會全體會議表決議案,由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因此,第4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舉行。”

                                [21] 據說,被告在第一次開庭時,向法院提供的數字是,10票反對,6票贊成。第一次開庭結束后,法院要求被告提供證據,被告提供的證據是7票反對,3票棄權,6票贊成。被告將棄權票視為反對票。

                                [22] 海淀區人民法院的這一理解只能在以下三個條件同時具備的情況下實現,即(1)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為單數;(2)任何委員都不允許缺席;(3)委員只能投贊成票或者反對票,不允許投棄權票。

                                [23]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4~5頁。

                                [24] 全國人大是我國最為典型的合議制機關,按照選舉法的規定,代表人數不得超過3000人。全國人大在舉行會議時,無法控制代表缺席情況,或者3000人的代表有缺席是非常正常的;在代表人數如此眾多的情況下,在代表坐定后,經清點,如果是偶數,就不能舉行會議,或者讓其中的一名代表回去,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總之,判斷會議是否有效的基準,并不是代表或者委員屬于偶數或者單數,而是代表人數有無達到法定的出席人數。

                                [25]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6頁。

                                [26]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7頁。

                                [27]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20頁。

                                [28] 行政處罰法第31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第32條規定:“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采納。行政機關不得因當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第41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向當事人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或者拒絕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當事人放棄陳述或者申辯權利的除外。”

                                [29] 見(1999)海行初字第103號行政判決書第20頁。

                                [30] 一些學校認為,類似的情況都要作出決定,存在很大的困難。例如,對博士學位申請人不批準授予其學位,應當作出《不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對碩士學位申請人不批準授予其學位,也應當作出《不批準授予碩士學位的決定》;對學士學位申請人不批準授予其學位,應當作出《不授予學士學位決定》;對報考博士學位研究生者沒有錄取,應當作出《不錄取通知》;對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者沒有錄取,應當作出《不錄取通知》;對報考本科的學生不錄取的,是否也應當作出《不錄取通知》呢?這些都是對當事人的不利決定,都要作出書面的正式決定,并都要送達,認為不堪重負。筆者認為,本科錄取由是全國統一考試,并由各地招生辦公室統一安排錄取,統一與考生聯系,可以由各地招生辦公室負責通知考生;而其他對當事人的決定,是由各校作出的,應由各校作出書面決定,并通知當事人,使當事人對一個事項能夠及時了解相應的事實及理由。

                                 胡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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