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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窺探女友通話信息引起戀人自殺應否擔責
                              來源:  作者:
                              謝某生前與被告處于戀愛關系。2003年9月4日,謝某邀請被告及好友在“火鍋店”聚餐:仄瀆26歲生日。席畢,謝某陪同被告等人又到一飯店二樓歌廳娛樂,后謝又邀眾友飲用白酒、紅酒等助興。當晚11時許,謝某同被告走出歌廳至二樓陽臺上,被告即詢問謝某剛才同誰通電話,謝否認。見此被告即要求查看謝某的移動電話,謝便將移動電話交給被告,被告遂用謝某的移動電話回撥該電話顯示的一通話號碼。此時謝某對被告說:我沒有什么東西(指秘密),你不相信我跳樓給你看。稍頃,謝某翻越到陽臺外延,雙手抓住陽臺護攔,身體懸空,被告見狀即上前揪扯住謝的上衣,因上衣撕脫謝摔落地面。謝某遂被送到彭州市人民醫院搶救,翌日死亡。謝某父、母訴訟要求被告賠償損失15萬余元。
                              [判決]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認為,謝某與被告均系成年人,未見雙方患有神精系統的疾病證明,應自然認為其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二人對自己的行為及產生的后果當然有預見、辨認和控制的能力。事發當日,被告在疑心女友謝某與他人有私密的電話聯絡的心理狀態驅動下,向謝提出質問,當謝否認后,仍執意要求查看謝的通話記錄,繼而用謝遞交的移動電話回撥原通話號碼的系列行為分析,被告翻閱謝的“手機”通話信息時,謝某是同意的,但被告以謝的移動電話在回撥一號碼時,已超出了原其提出的翻看要求,從被告言述當時謝發出欲跳樓的危險語言,反映謝對被告刺探之舉是持明顯反對心理的,故被告的行為侵犯了謝的隱私權,同時又為事態的不良生成提供了可能。同時還能說明被告的行為對謝產生了較大刺傷,但并未引起被告足夠注意,亦未停止不法行為,以致謝某采取了過激的跳樓行為,其主觀顯存過錯,故應承擔一定責任。對原告的合理損失,應按責任賠償。謝某在受到一定的刺傷后,完全可以通過適合的途徑解決,但其自主實施了盲目的行為,產生了害及生命的嚴重結果,其主觀過錯明顯,應自擔大部責任。二原告主張的被告有辱罵受害人,并慫恿其跳樓的言行,應加重賠償責任的意見,因被告否認,二原告未在規定的舉證期間內提交證據,故此主張不能采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三款、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第十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1.被告王瑜賠償二原告醫療費、喪葬費死亡賠償金共計140830元的10%即15375.73元。2.賠償二原告賠償精神撫慰金2000元。
                              [評析]
                              本案的關鍵是被告對受害人之死應否負有一定民事責任。民法意義的侵權的民事責任,是民事主體對其侵權行為所承擔的民事責任。侵權行為,則是行為人由于過錯侵害他人的財產或者人身,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以及依照法律特別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其他致人損害的行為。侵權行為有單獨侵權行為和共同侵權行為、一般侵權行為和特殊侵權行為。本案雖有特殊性質,但仍系單獨的、一般侵權民事糾紛。在此侵權框架內要確定被告對謝的死亡結果承擔民事責任,必須同時考量以下幾個要素:
                              1、被告主觀是否有過錯。過錯是構成民事責任的主觀要件,是違法行為人擔負民事責任的基礎和決定因素,故首先析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二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依此法意過錯應是指行為人決定其行為的心理狀態,即當事人通過其實施的侵權行為所表現出來的在法律和道德上應受非難的故意和過失狀態。行為人已經預見到自己行為的損害后果,仍然積極地追求或者聽任該后果的發生,這種心理狀態稱之為故意。故意的心態在過錯的領域中區分較易,但過失的界定則比較復雜。過失是行為人對合理的注意義務的違反,它包括一般注意義務和特殊注意義務。凡是有識別能力的人在實施行為時都應當盡到的注意義務為一般注意義務;而特殊注意義務則是特定的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應當盡到的特定注意義務。司法實務中確定行為人是否存有過錯,即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一般應當從三個方面衡量:(1)區分因執行某種業務造成損害時這種業務的性質。如醫療業務上的注意義務;(2)區分實施某種行為時具體的客觀情況;(3)區分加害人的個人才能。本案被告同已飲酒的受害人謝某到事發地點后,被告相繼實施了詢問、翻閱手機及回撥電話的系列不當行為,特別是被告收到受害人發出的語言警示后,結合受害人的意識狀態、雙方的特定位置及被告的判斷能力,被告就產生了注意謝某安全的義務,也就是說被告應該能夠預見到受害人可能會作出符合其警示語言的過激行為,但其因疏忽而沒有預見,只顧追查受害人的通話情況,使其對受害人跳樓行為應能夠及時阻止而未能阻止,這便是其主要過錯之所在。
                              2、被告的行為是否違法。違法行為是民事主體違反法律的規定,損害國家、社會及他人的合法利益的過錯行為。如行為人的行為無悖法律規定,即便造成損害,亦不承擔民事責任。違法包括違反法律規定和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當前,社會上確有一些人因各種緣故選擇了自殺,這種頻出的社會現象已經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視。在法學上他人的一般過錯行為應否向自殺人承擔責任呢?問題較為復雜,應在個案中具體分析。一般情況下,受害人自殺,屬其自主行為,他人無須承擔責任。但不能排除在特定的情況下生成的責任。就本案而言,被告對于損害的發生,是否有責任,則應根據損害發生的特定場合、特定情形而確定。首先,受害人之所以出現自殺的意識,是出于被告對其極度不信任。其次,被告基于這種不信任,便產生了質問、追查謝某與他人通話的系列行為。如果被告的行為是合法行為,則他亦不承擔賠償責任。故本案中被告的行為是否合法,是又一關鍵問題。從被告實施的上述行為,是對受害人隱私權的侵犯,顯非適法,這里著重闡明。隱私權是美國創立的人格權,后來被各國所借鑒并直接立法加以保護。我國的《民法通則》對隱私權沒有規定為具體人格權,后來雖在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一些司法解釋中,滲透了對隱私權進行保護的簡單內容,但這些規定都帶有局限性、片面性。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對隱私權保護作了單獨的規定,且采用了直接保護方式,這不僅是對隱私權保護的一個重大變革,而且等于通過司法解釋的方法確認了隱私權是一個獨立的人格權(注:對此有些爭論。在司法解釋的條文中沒有直接稱之為隱私權,而措辭為“隱私”)。顯然隱私權是和身體權、繼承權、生命權、肖像權、姓名權、名譽權等同樣是為了人格的維護而存在的。因此我們在劃定隱私權的界線時必須以尊重人格為前提,從另一角度講,侵害隱私權就是對人格的不尊重。該原則適用于一般主體、一般場合時,即使對隱私的侵害未造成不良后果,只要有損人格,均應當認定為侵害了隱私權。同樣在司法實務中,判定隱私權是否受到侵害應主要考慮以下要素:(1)、自然人的個人私生活秘密是否遭到不當侵入、窺視、干擾、刺探、調查、擅自公布等。(2)、個人生活秘密的范圍是受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不同傳統習慣及身份的因素決定的。(3)、個人生活秘密界定,應參照當事人的主觀因素。依據上述之理論可衡量被告的行為是否違法。在被告質問受害人后,又要求查看受害人的移動電話,這一超出合理范圍的質問言語反映被告對受害人是不信任、不尊重的,使受害人的自尊心遭受挫傷,導致受害人的人格尊嚴、信用的降低,其行為應屬對受害人的隱私權的干涉,盡管雙方當時系戀愛關系亦非是產生阻卻違法的事由。但日常中此階段的侵權行為很容易被熱戀中的雙方“沖淡”,因為在戀愛階段一方被對方懷疑、質問是常有的現象,所以這種不當的行為一般被“淡化”。也就是這種不當行為表現的:π緣腿。
                              本案中的受害人與被告也不例外。當被告向受害人發出要查看其手機的信息時,受害人并未遭到威脅,其完全有條件拒絕被告的無理要求,但其仍將手機遞交給被告。受害人的這一舉動,可能是出于消除被告的誤解,以圖和好,這里我們不去考慮受害人的動機何在,關鍵要從法律的視角審視受害人的這一行為的性質。直觀的看受害人這一行為明顯的反映對被告不當行為的接受或同意,這一點在判決書中亦有體現。這種接受行為在學理稱之為受害人的承諾。受害人承諾是指受害人容許他人侵害其權利的一方意思表示。這種承諾,應發生前述提及的阻卻違法事由。即權利人本可自己處分自己的權利,如權利人許可他人侵害,法律上并不禁止,此為學理上通說的“自愿者無損害可言”,當然這種承諾的意思表示應當遵守一般意思表示的限制。依此論斷當受害人將手機移交給被告查看時,就產生了承諾的法律后果,相對前述被告的違法行為生成的責任就得以免除。如果受害人在此時自主跳樓死亡,被告就不應當承擔責任。但被告的行為并未終了,而發展到用受害人的移動電話回駁一號碼,這一行為是對受害人通話信息刺探和調查,干涉了受害人通信自由,而通信應屬隱私范疇,故被告的行為即應構成對受害人隱私的非法侵犯。如受害人仍保持承諾,被告還可免責,但從受害人發出跳樓的嚴重語言警告,揭示被告的這一行為已經超出了受害人當初接受被告的查看電話號碼的范圍,其發出跳樓的言語正是對被告行為的反對,故被告應屬違法。
                              3、被告的行為與受害人死亡結果之間是否有相當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是行為人對損害事實承擔民事責任的必備條件之一。它具有時間性和客觀性。時間性,是指因果關系具有嚴格的時間順序,作為原因的違法行為在前,作為后果的損害事實在后。客觀性,是指因果關系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通過人們的思維可以認知。認定因果關系應當注意區分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而且不能簡單地認為行為人對間接原因概負全責或者概不負責。直接原因是必然引起某種損害后果的原因。間接原因是通常不會引起特定損害后果的發生,但由于其他原因(如第三人的行為或者受害人自身因素)的介入造成該特定損害的原因。本案中,顯著的事實為被告先前實施了刺激受害人的違法行為,如果沒有被告的刺激行為,受害人就不會發生自殺行為。正因為被告要追查受害人是否有與他人通電話的行為,才促使受害人產生要跳樓的不良心理。由此可見,被告的刺激行為與受害人自殺的行為之間存在相當(間接)的因果聯系。另外,從施救行為看。受害人在此前已飲用了大量的紅酒、白酒,可以想見,在其已飲酒過度的情形下,其行動必然較為遲緩,特別是被告在聽到受害人要跳樓的言語后未及時阻止,從中亦可看出,被告失之遲緩的施救行為與受害人死亡之間亦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本案當事人之糾紛雖屬一般侵權紛爭,但其確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在認識到被告的過錯行為后,并未忽視受害人在本案中具有的責任。因此,判決被告僅承擔有限的賠償責任是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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